上海人为何不打算生育？揭统计局调查背后
03/29
09:02
专家：生育内驱力不足问题凸显，对数据仍有待深入研究
“我们经常说育龄人群是因为养育负担太重不想生，你仔细看数据，占比不是很高。”彭希哲指出，数据的发布或可为相关部门制定下一步的配套政策提供参考，“比如担忧子女无人照料的占比不高。我们推进0-3岁托育服务、3-6岁学前教育的配套设施建设，主要是为了缓解子女无人照料的问题，因此对这个数据要有更深入地研究，以便更合理有效地探索这部分的服务接下去如何推行、布点，或者我们下一个着力点放在哪里。”
不过彭希哲也指出，数据中“对现状满意”的选项，问题的指向性略模糊，或可在未来的发布中呈现更细化的分析，“选择这个选项的人，我们很难判断他是否是丁克、已有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，所以才没有下一个孩子的生育意愿，事实上这几部分人群的情况和诉求很不同，我们很难判断更具体的原因，也难以做出精准的政策回应了。”
上海户籍常住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理想子女数的差异，彭希哲认为，也体现了地域间的生育意愿差异，比如像河南、安徽、苏北等上海外来常住人口较多的地区，观念上或许会更喜欢两个小孩，“值得注意的是，生育意愿不代表实际在上海生育抚养，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会选择回到家乡生育，这也会产生很多留守儿童的问题。”
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是人口学领域的专家，她告诉记者，“对现状满意”的人群比重接近一半，有些超出她的预料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，吴瑞君曾指出，生育问题要分“不想生”和“想生不敢生”两类来探讨，在她看来，“对现状满意”的人群与“不想生”的人群应是高度吻合的，体现的是当下社会生育内驱力不足的问题。
“不想生这中间的问题是很复杂的，应该是整体的原因，比如养育成本越来越高、生育给家庭带来的效益越来越小、自己在机会成本等方面的考量，综合下来，就会不想生或不想多生。”吴瑞君说。
吴瑞君指出，“想生不敢生”的群体还可以以问题为导向制定政策，但针对内驱力不足的问题，碎片化的政策很难刺激，因此应着力建立一体化的生育支持体系，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，她曾提交《关于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提案》，呼吁按照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，长远结合，婚嫁、生育、养育、教育一体考虑，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立。“生育文化的普及、就业环境的改善、女性友好育婴设施的建设、男性的育儿假等等，要全方位地去看待和推进这些问题，碎片化的政策现阶段能起到的效果已没那么理想，这个是我看到的生育的问题。”吴瑞君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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